施密特：帮助西方了解中国的“老朋友”

这是1968年4月30日在德国西部波恩拍摄的赫尔穆特施密特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施密特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也是中德关系的开拓者和推动者，曾十几次访问中国。无论在任时还是退休后，他长期致力于促进中德相互了解和合作，帮助西方客观、全面认识中国，不愧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我对中国的关注是一贯的。我是中国的朋友，”施密特2004年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就意识到，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一个强国。”

1969年10月，施密特出任联邦德国、即西德国防部长，把发展对华关系纳入政治考量。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关系破冰，在西德政坛引发震动。后来被称为“欧洲基辛格”的施密特力促时任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与中国建交。1972年10月，中国与西德建交。

1975年10月，接替勃兰特出任总理一年多的施密特首次访华，成为两国建交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也是唯一一位与主席见过面的德国总理。在《理解中国》一书中，施密特回忆道，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魅力四射，才华横溢，但是坚定而执拗”。

这次访华时，到机场迎接施密特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访华期间，两人几次会谈；与毛主席会面时，也在场。施密特后来回忆说：“我预感到将给中国带来变化，因而对中国的兴趣更大了。”

曾经专访过施密特的新华社前驻柏林记者郑汉根认为，作为二战后最受欢迎的德国总理之一，施密特对中国的认识、理解和尊重，对之后历届德国政府对华务实的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施密特是个“中国通”，也是“中国迷”，即使进入耄耋之年，行动不便，依然穿梭往来于中德之间。

1982年卸任总理后，通过对中国的实地参观和阅读文章等方式，施密特不断增加对中国的了解，并对中国悠久文明由衷地赞赏。他说：“古代希腊、波斯、埃及以及印加的文明早已消亡，而中国文化延续了数千年，到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

施密特认为，西方国家不应该再对中国存有优越感。中国文化起源比欧洲文化早得多。他曾形象地说：“欧洲文化是一棵树，中国文化是另一棵树。”对一个文化的衡量要结合其自身情况，“评价中国要用中国自己的标准，衡量美国要用美国的标准”。

郑汉根说，施密特告诉他，西方年轻政治家应该多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这样可以避免对中国的偏见。

对西方有不少人认为中国需要走西式民主道路，施密特颇不以为然：“欧洲民主文化是三四百年前才发展起来的，不应该把它完全渗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中。”

施密特常对德国年轻政界人士说，有机会多去世界各国看看，了解世界，“没有亲眼看见，就不能真正知道情况”。

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史志钦教授说，在西方政界，施密特是一位善于思考、倾听和了解世界的政治家，他的足迹遍及世界，尤其是中国、日本、印度等亚洲主要国家。他持续关注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并发表众多介绍中国、分析中国现状和未来的著述，有助于消除西方对中国的一些偏见和误解。

在2004年出版的《未来的大国：明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一书中，施密特用专门的篇章论述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对于一些人所谓的“”，施密特直言：“我感觉不到这种威胁。”

2006年9月，在《与中国为邻施密特访谈录》德国发行仪式上，施密特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格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中国面临不少挑战，但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中国是一个“好邻居”，德国人应该研究、关心中国的发展，不应该担心害怕中国崛起。

2008年6月，施密特在柏林一场演讲中告诫西方，在与崛起中的中国打交道时，“不要倨傲自负地在道德和政治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他强调，中国在技术、科学和经济上的全面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中国的崛起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西方应该接受这一不可更改的事实”。

2014年末，施密特在为《习谈治国理政》一书撰写的书评中说：“毫无疑问，中国实现了传统与现代化的和谐共存。中国五千年文化中，实难发现帝国主义式思维的蛛丝马迹，中国一直信仰和为贵。”

郑汉根说，他十多年前在欧洲常驻时，就对施密特非常关注，因为当时欧洲政坛和社会总体上对中国存在不少偏见，而施密特总能发出比较独特、清醒的声音，在西方政坛非常难得。

2014年3月，国家主席习在访问德国期间会见了施密特和中德建交时的德国总统里夏德魏茨泽克。习称赞他们长期关注和支持中国发展，是中德关系开拓者和推动者，是中国人民尊重的老朋友。国务院总理2013年5月访德时，也会见了施密特。

史志钦认为，历史造就了像基辛格、施密特这样一批中国的“老朋友”。虽然随着岁月流逝，一些“老朋友”会离开我们，但随着中国发展，我们也在各国不断结交新的“老朋友”。中国的发展非常需要这些“老朋友”支持。

史志钦相信，随着中国不断发展，中国与西方的交往越来越多，能够理性、客观认识中国的外国朋友也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