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推介 功能主义设计在第三帝国的技术滥用
包豪斯、制造联盟等组织于魏玛共和时期发展起来的功能主义设计，满足了工人和新增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带有浓厚的无产阶级思想。纳粹掌权后，政府将所谓“日耳曼式”建筑作为大力发展的典范，醉心于用大理石或花岗岩材料建造伪古典主义的纪念碑式建筑。但早前的功能主义成果并没有被完全废弃，其工业化、标准化、经济实用的特质被纳粹政府看中。在去除了无产阶级思想后，功能主义设计变成了单纯的造物手段，甚至挪用到集中营的建造当中。其中典型就是奥地利建筑师弗里茨·埃特尔（Fritz Ertl, 1908-1982）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设计。
埃特尔出生于一个建筑师家庭，1928至1931年间求学于德绍包豪斯。1938年德奥合并后，埃特尔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并在纳粹地方经济顾问委员会中担任“建筑专员”一职。战争爆发后，埃特尔加入了武装党卫军，随军驻扎在波兰克拉科夫[2]。自1940年5月起，他成为了奥斯维辛建设部门的一员，在武装党卫军“中央建设办公室”主任卡尔·比朔夫（Karl Bischoff, 1897-1950）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建筑设计活动。
图2 奥斯维辛集中营比克瑙2号营区营房（内部），弗里茨·埃特尔，1941年
1942年1月“万湖会议”（Wannseekonferenz）后，所谓“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被提上日程，比克瑙营区也随即成为了“灭绝营”。不仅营区容量被提升至20万，还开始了毒气室等附属设施的修建。最后出于成本原因，营房建筑还使用了军用马厩的预制件。为规划焚尸炉的建造，埃特尔于1942年8月召开了相关会议，他在会议上委婉地将焚尸炉描述为“特殊行动的洗浴设施”。
1943年1月末，埃特尔从奥斯维辛中央建设办公室辞职离开，并于当年5月加入了党卫军的其他部门。在战争结束后，埃特尔道出了他选择离开奥斯维辛的理由：“1942年末，当我和我的同事们看到了集中营事态的发展后，就决意离开奥斯维辛。（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当时所有人都被检查是否符合入伍条件，而我们还没等他们来检查，就自愿报名了。紧接着，我在1943年2月3日被调往德累斯顿，加入了后备部队[3]。”经过一系列作战行动后，埃特尔于1944年8月中旬重又调回比朔夫麾下，并在随后领导了弗罗茨瓦夫和阿恩施塔特两地的建筑项目，战争末期被美军逮捕于林茨[4]。德国投降后，埃特尔曾被短暂关押于美军战俘营，释放后在奥地利林茨继续担任建筑师。
1961年，埃特尔和另一位建筑师瓦尔特·德亚科（Walter Dejaco, 1909-1978）对集中营所做的建筑设计活动被奥斯维辛的幸存者赫尔曼·朗拜因（Hermann Langbein, 1912-1995）告发。1971年6月18日的起诉书里这样写道：“他们的建筑活动从一开始就专注于囚犯的短期关押，体现了一种对建筑技术基本原则的嘲弄。他们所设计的营房没有窗户，没有足够的通风，营房之间紧密排布，没有为人提供充足的生活空间，对此，被告非常清楚。从他们的努力中看得出，他们通过适当的通风改善了看门狗和奶牛的营房，以确保能健康地饲养动物[5]。”1972年3月10日，维也纳地方法院对埃特尔和德亚科参与设计、建造、维护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的行为进行了宣判，考虑到他们二人并非毒气室想法的发起者，也不能将奥斯维辛发生的恶行都算在他们二人的身上，故宣布将二人无罪释放。
且不讨论当时媒体、学者对这一判决正当与否的争论，即便法庭做出了无罪宣判也不意味着埃特尔在奥斯维辛的所作所为就完全没有责任，更不意味着其中不存在设计的技术问题、理论矛盾甚至道德危机。埃特尔与比朔夫的上级领导，党卫军上级集团领袖、建设项目负责人——汉斯·卡姆勒（Hans Kammler, 1901-1945）也是以社会住房建筑师作为职业起点的。原本为解决技术与人关系问题的现代设计，却帮助构建了灭绝人性的设施；虽然设计师在个别环节做着看似无害的工作，但其最终结果却造成了悲剧；其中因技术滥用以及唯功能所导致的人性与道德沦丧问题，不能不受到重视与反思。对此，法国学者让-路易·科昂指出：在奥斯维辛的建筑设计中，埃特尔遵循了他在包豪斯学到的功能主义原则。灭绝营的建筑可谓是建筑上“最低生活水平”的浓缩版本，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建筑的指导思想，但超过了可以想象的极限。他认为：“在魏玛共和时期被建筑师们在柏林、法兰克福等地探索出的，旨在为城市大众提供可以大规模生产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实践，在此被虐待狂式的极端化了[6]。”
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在区域集合了铁路、河流、肥沃土壤等多种有利条件。如果在原有城镇的基础上，展开类似魏森霍夫或特尔滕那样的住宅实践，将会发展成宜居的新城市。然而，技术与工业化不仅为这里带来了工业生产，还带来了对人的工业化灭绝。在错误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功能的合目的性将人作为了被处理的“产品”，设计成为了全部环节的“帮凶”。肉体与人性都遭灭绝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不仅是独裁统治的历史教训，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设计的“折戟之地”。
图3 在“国民汽车”基础上研发出的“82型桶车”，费迪南德·波尔舍，1938年
除此以外，第三帝国时期还在纳粹政府的推动下，诞生了一些遵循功能主义原则的民用消费产品。有关这些产品的诞生背景、设计细节、市场反馈、历史地位等内容，众多文献资料有着大量记载与论述。笔者在2018年9月发表的《现代设计思想内核与技术外壳在第三帝国的断裂与延续》一文中，对“国民汽车”（Volkswagen）与“国民收音机”（Volksempfänger）等产品的历史、技术与思想进行了分析。这些第三帝国时期的“国民产品”并没有为德国民众带去切实的利益。但其中的设计技术成分不但满足了战时军用需求，也在战后继续服务于军用和民用市场，甚至为德国相关工业领域的腾飞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产品和技术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唯产品背后的人与时代环境不同尔。若任由设计的工具属性被滥用，定会导致与设计者本意截然不同的后果与影响（图3）。
须知，纳粹政府的独裁统治并不直接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倒退。第三帝国部分工业指标的提升，军事科技的发展，对本土以及占领区的管理，都必须借助于现代工业体系、现代官僚制度以及现代设计力量才得以可能。因此，纳粹党虽关闭了与“民族社会主义”针锋相对的包豪斯、制造联盟等组织，却留下了单纯的设计技术为己所用。这些设计师的活动与成果，恰恰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助力了独裁统治。但当回过头来审视他们的历史责任时，却难以清晰划分和界定。极端的案例就如埃特尔这样在政府或党卫军中活动的技术人员。他们在非一线位置参与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不同环节，也可能并未直接屠害任何一位犹太人。但其专业性的工作却绝不能说是与此无关的，甚至某种意义上是比执行命令的国防军和党卫军士兵更有“效率”的。
对此问题的理解可以参考吉登斯在论述现代性问题时提出的“脱域”（disembedding）概念。所谓脱域就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包含于现代社会制度发展中的两种脱域机制，就是象征标志（symbolictokens）的产生以及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的建立。其中，专家系统是指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广泛范围，把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直接分离了出来[7]。齐格蒙·鲍曼也认为，奥斯维辛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这个工厂的原材料是人，由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源源不断地送来，这里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庞大社会工程中的一个计划。因此，大屠杀不是人类前现代的野蛮未被完全根除之残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而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更准确些，它是其他任何一座大厦里都不可能有的居民。鲍曼进一步指出，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提升理性以排除所有其他行为标准，特别是使暴力的运用屈从于理性计算的趋势，早已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因素——大屠杀式的现象就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8]。
本雅明在批评未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战争美学时，将战争造成的破坏归结为社会还不够成熟，不知如何将科技转化为服务工具；科技尚未完善，无法主宰社会的基层力量；帝国主义的战争惨无人道，不知善用庞大的生产力[9]。但其实越是发展成熟的现代社会，越是有滑入战争或非理性的危险。问题的根源在于人而不在科技本身。综合吉登斯与鲍曼对于现代性与大屠杀问题的论述可见，这种“责任不在场”与“技术理性滥用”的现象是现代社会的特有问题，如若处理不当就会导致严重的伦理道德危机。之所以要防止包括功能主义在内的现代设计因思想缺失而被不法滥用，就是因为这种依托工业大生产和专业技术的造物活动蕴藏着巨大的动能，其表现形式隐晦，涉及领域广泛，对社会的显性建设性与隐含的破坏性都十分深远。
然而，第三帝国时期的设计活动并非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纳粹政府对现代设计技术的挪用，在一定程度上使现代设计与第三帝国有了交集。正因为其中技术性成分的存在，自19世纪末以来探索总结出的功能主义设计方法才得以延续，虽然是以一种畸形的方式。“二战”后德国汽车工业就是在第三帝国遗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便是在第三帝国时期创立的大众汽车公司，也在战争后期对德国本土的轰炸中大部幸免[10]。宏观来看，之前的技术储备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资金扶持和消费市场的共同作用下，使德国汽车工业迅速恢复并超越了战前水平。德国也因此成为了当今世界汽车设计、生产、销售与使用的强国。甚至第三帝国时期铺就的高速公路，也为德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学者指出，纳粹政府对基础设施（尤其是高速公路）的投资与汽车工业的发展联系紧密，加速了德国的工业和机械化发展，很难，也不必要将二者区分开来[11]。
在产品的造型语言层面，功能主义的简洁、无装饰、符合材料特性的特点也在第三帝国的设计产品中有所体现。通过与企业之间在设计生产销售第一线的密切合作，如瓦根费尔德等人的作品甚至在技术层面有了较之前更大的进步。英国学者伍德姆也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设计身份被过分简单化了。我们通常认为，现代主义在魏玛时期蓬勃发展……其具有象征性的功能主义美学随着希特勒在1933年的上台而终结了。……然而，尽管“民族的”美学存在于第三帝国的家居和其他设计领域中，或许传统也还在这些领域发挥着令人回味的作用。但在许多其他的，往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关键产业领域，理性的、现代主义的美学仍占据着主导地位。……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设计在第三帝国设计与魏玛共和现代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连续性[12]。早先由包豪斯、制造联盟等组织与菁英知识分子探索出的功能主义造型语言，被格雷奇、瓦根费尔德等设计师传递了下来，经过战后设计师的重新挖掘以及院校、企业的合作，最终形成了德国现代设计的精神气质和视觉符号。
作为与工业生产关系密切的造物活动，设计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生产的有机组成。只要社会机器仍然运转，广义的设计活动就不会中断。伴随现代设计进一步职业化、专业化的，是其与社会其他部门与环节的渗透性联系。现代设计不是一块边界清晰的飞地，而是跨专业学科、生产部门，从社会各环节吸取营养并反哺于斯的交叉领域，是不能轻易割断的。赫斯克特对此总结道：“总体说来，在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强烈的艺术与设计上的延续性。但是这种延续性的本质却十分复杂，充满了悖论与矛盾[13]。”若要客观研究此时的设计活动，将思想与技术拆分探讨的方法或许可行。既要认识到此期现代设计思想性缺失而导致的严重后果，又要看到在企业、设计师的努力下，以及政权主导的若干项目中，对现代设计技术的运用与传承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作为用毕即弃的工具，功能主义在第三帝国虽没有得到自觉的、可持续的发展，但也对德国设计在战后的复兴起到了有限积极的作用，在整个德国现代设计史上拥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二战”后，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其现代设计也随国家与世界大势来到了又一个节点。德国现代设计与全社会共同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自我怀疑、迷茫与反思的过程。作为战败国，德国政治、经济等各环节都受到盟国的管制，民族自决在战争罪责面前变成一种并不易实现的理想。与此同时，由于希特勒的“焦土政策”以及盟国的轰炸，德国的绝大多数城市以及工业基础遭受到严重破坏。政府机构和金融体系也处在崩溃状态。民众缺乏住房、饮食等基本的生活保障，对未来的信心遭受重创。德国继续发展现代设计的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严重不足。德国的功能主义设计是在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条件下，伴随工业化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历史证明，德国功能主义设计只有重主自由的环境中才能正常发展；并将在经济与社会重建以及追求民族国家再统一的过程中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实现其价值。
[9] 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本雅明. 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 许绮玲, 林志明, 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