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加斯顿(Philip Guston)，上世纪40年代即已成名美国的艺术巨匠，被誉为“”，与波洛克、德库宁比邻而居;不少人深为加斯顿的抽象作品所震撼，认为那隐约中透着莫奈的影子;当马克·罗斯科看了他的抽象作品之后，认为他是“
但这位最会将讲故事的人，此生最让人难忘的并非登峰造极的抽象作品，而是他在盛名之时一反常态地回归具象，创作出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成为震撼当年纽约艺术圈的一记重磅炸弹，艺术评论家冷酷无情地点评道：“这位曾创作出优雅而美丽的抽象作品的画家，怎么会开始用这种看上去粗糙又卡通的方式描绘暴力呢?”直到1980年代，加斯顿晚期回归具象的作品，仍没有完全被人们所接纳……
5月29日，豪瑟沃斯香港在皇后大道中的HQueen’s大厦举办了菲利普·加斯顿个展，由艺术家之女穆萨· 梅耶(Musa Mayer)策展，涵盖了艺术家从1950年至1979年创作的近50幅绘画。此次展览是继1985年在澳大利亚的巡回展后，艺术家在亚洲的首次全方位回顾展。在展出的50幅绘画中，横跨加斯顿广受赞誉的抽象作品时期，并体现了其转型至先锋形象绘画时期的过程。展览整体上以疏松的时间顺序为框架，豪瑟沃斯第16层的展览空间将聚焦加斯顿的抽象系列作品及其后期在风格上屡见突破的部分作品;第15层的展览空间将展现艺术家的一系列晚期杰作，连同纸上作品一并展出。这次殊为难得的展览，可以让观者透过作品全面地领略加斯顿艺术生涯的变化和选择，进而真正读懂这位在当年未被读懂的“不幸而伟大”的艺术家。
细究起来，菲利普加斯顿所受的所谓“学院训练”极为短暂，只是在洛杉矶的奥蒂斯艺术学院短暂待过一段时间。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政府出面支持不少大型项目，以解决大规模失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加斯顿获得了创作大型壁画的机会。现如今看来，加斯顿当时创作的油画和壁画中深受德·基里科、毕加索、墨西哥壁画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壁画等的影响。这也为他后来从抽象回归具象埋下了伏笔。
具象探索十年之后，加斯顿是从1940年代开始转向抽象主义风格的创作。外界对于这一转向无疑是肯定有加的，因为这些作品色调明艳却并不单薄，加斯顿在画布中驰骋纵横，通过每一根线条、每一个色块勾勒出了饱满而耐读的动人故事。这一时期的加斯顿无疑是那么的“春风得意马蹄疾”。
然而，在1962年，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为加斯顿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回顾展后，他渐渐对纯粹的抽象主义感到了厌倦。随后几年，一方面，沉重的暗色调、灰暗的形象逐渐在加斯顿的作品中占据了主导;另一方面，他似乎有意识地从繁华、喧嚣的纽约艺术圈中抽身而出，一直在伍德斯托克的工作室进行创作，直至过世。
如今看来，加斯顿当年那突兀的转折并非“空穴来风”，6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充满了刺杀与暴力、民权运动以及反战抗议。曾经的抽象主义大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似乎做不到“两耳不闻窗外事”。如果用中国传统的观念来看，当年的加斯顿很有些“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意味。他对外界发生的所有的不公平、暴力、血腥、丑陋的现象并不无动于衷，相反，他如此激烈地愤怒着、呼喊着、回应着，而手中的画笔，是他唯一可以倚仗的武器。
“我认为，如果纵观我父亲的全部作品，并了解他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还是一位年轻画家时期开始，便致力于描绘他持续关注的这世间的暴力与不公的这一个事实之后，你可能就会理解为什么，一旦他通过具象绘画和抽象手法建立了他的艺术语言，就回归到了一种全新的具象语言。他曾提及过自己想要讲述的故事，也谈论到抽象绘画在这一蓝图中的匮乏性——其表现手法不足以表达出他在这世界上所发现的问题或担忧。”穆萨· 梅耶告诉雅昌艺术网。
1970年，加斯顿回到纽约，在马尔伯勒画廊(Marlborough Gallery)展出了一组新的“具象”绘画作品。他从日常事物入手，创造出一系列典型的加斯顿式物品，包括灯泡、书籍、钟表、城市、木头上的钉子、香烟和鞋子。穆萨·梅耶回忆，加斯顿经常在工作室里画一些他身边的物品。他是一个狂热的阅读爱好者，因而他的生活中总有书籍的存在；鞋子，是一个在加斯顿早期具象作品中就经常出现的主题。一些艺术评论家曾经得出过这样的结论：这些是犹太人在大屠杀中死亡时丢弃的鞋子的图像，这些画面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挥之不去，时刻提醒着人类曾经的“迷失”。但穆萨认为，有时候他只是在异想天开地选择物品，例如在其他绘画作品中他曾描绘过三明治或者茶壶。
不过，加斯顿的具象绘画定然与由物体产生的共鸣有着很大的关系，在这些平淡、熟悉的日常叙事中，加斯顿不经意地注入了意味深长的讽刺、反思和期待。“它们看起来不再像是绘画了，更像是自我坦白，自我曝光。”加斯顿曾说。
穆萨·梅耶认为，自己的父亲并非是从表面上肤浅地去评判当时的暴力与不公，去指正某类人群或事件，“他是在试图表达一种复杂的观念，即所有人类，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有邪恶和善良的一面。仅表达‘你是邪恶的，我是善良的’根本不足以解决问题。我的父亲想做更深入的探讨，而我相信这些作品正是他刻苦钻研的印证。”
然而，当时纽约的艺术圈显然没有读懂加斯顿在作品之下的深层思考和涵义，习惯于看到加斯顿明艳、璀璨的抽象作品，他们在这些具象作品前显得如同孩子般的不知所措、仓皇不安。艺术评论家冷酷无情地点评道：“这位曾创作出优雅而美丽的抽象作品的画家，怎么会开始用这种看上去粗糙又卡通的方式描绘暴力呢?”
在每一本经典故事中，“先知”总是痛苦的，因为他能准确地看到未来的走向，却无法让和他同一时代的人们相信他是对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拒绝运用人们所熟悉的图像和符号会被视为是一种自由。这其实是我们的损失，它将折磨我们，然而正是这份遗憾鼓舞着现代绘画和诗歌创作不断革新。”加斯顿曾说。
“在他艺术生涯的后期，他找到了一种兼容并包的方法，让自己得以用这一新颖而独特的艺术方式发声。起初，他的批评者对此不屑一顾，而这些都没能动摇他成品背后的最终判断。有时，艺术评判者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追赶上艺术家创造杰作的步伐。”穆萨·梅耶说。
面对暴风骤雨般的批评和拒绝，加斯顿未曾萎靡不振，更没有改变自己选择的方向，甚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进入到更为高产、兴奋的创作状态中。1976年的《发热》(Febrile)被认为是加斯顿最后的作品中最为重要的杰作之一。这一年也正值艺术家不断制造出色作品的时期。穆萨认为这一时期的高产和艺术家的特定发展过程有关，在艺术生涯的某一个节点，会有一股势头将其带入全新的工作状态中。“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但如果你研究他作品的连续性时，你会观察到一些特定主题的发展。的确，在《发条上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卯足劲以不同的形式创作自画像，并顺势进入了这个高产寓言性绘画的阶段。《发热》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并且是处于绘画狂热期中的他的真实写照。我的父亲会连续画上好几天，废寝忘食。这正是一个走火入魔的阶段，也印证了‘发烧’这个词的含义。”
直到1980年代，加斯顿晚期回归具象的作品，仍没有完全被人们所接纳。大部分人总是偏爱沉浸于虚幻的、看似美好的描绘中，而对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残酷的一面缺乏直视的勇气。在人性普遍的弱点面前，加斯顿无疑是一个强者和勇者，“不是说他不在乎功成名就、批判者的好评、或是找到舒适区，只是这些都是次要的。他最想要的是绘画，是追寻内心所向。”穆萨感慨地说。
在随后的时光里，加斯顿的作品在旧金山当代博物馆首次展出，随后送往了包括纽约在内的其他城市展览。这是继其作品在马尔伯勒画廊首次展览之后的十年内第一次如此广泛地被大众观赏。“其实，他每隔一年都会在纽约的麦基画廊(McKee Gallery)举办展览，但这并没有引来足够的关注度，因为他的作品在1970年被艺术评判家所排斥。这意味着他是在没有很多关注的情况下工作着，这很痛苦，但也同时提供了一个自由创作的机会。”穆萨说，“与此同时，艺术评判界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有关表现主义的新理念逐渐被接纳，抽象表现主义不再是绘画可以采用的唯一合理形式。这一转变不仅是因为加斯顿的艺术，也因为艺术界的一系列运动——这是一个波普艺术开始挑战传统观念的时代，虽然我父亲的作品并不属于波普艺术的范畴，但人们开始意识到统领着艺术界的教条的观念需要被颠覆。”
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如今艺术批判家将菲利普·加斯顿晚期的具象作品认定为他最伟大的杰作。但这些评判家的赞扬或者商业成功向来不是加斯顿的侧重点。“我父亲只关注艺术创作。他追随真心，勾勒出所向画面，他雄心壮志，一心想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所以最终的普世认可对他而言尤为关键，不过我父亲也意识到，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需要不断改变、不停革新、反复自我质疑、持续学习并成长。”与此同时，加斯顿的艺术生命也成为人们反思的契机：艺术家仅仅只是停留在描绘艺术的层面吗?站在社会反思和人文关怀的高度上，也许他们所能做的可以更为广泛、深刻。
而对于穆萨·梅耶来说，菲利普·加斯顿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也是饱含深情的父亲，在她眼中，父亲最令她崇敬的是——即使被世人孤立并误解也不会放弃的勇于创新的能力。“我想我不得不说，他艺术生涯的后期，应该也是人生最后这五六年期间所创的作品，最令我动容，因为这些艺术于我而言最能撼动灵魂，饱含魄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