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论拉丁美洲的法西斯主义及其依附性问题
2015年以来，拉美国家发生的体制性变革和保守主义势力重新崛起趋势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重新提出法西斯主义、新保守主义、独裁、限制性民主等概念，以讨论当权政府和拉美国家的性质，这些概念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解释拉美国家政坛现象时使用的词汇。本文选取《拉丁美洲展望》2022年1月刊载的文章《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思想中拉美的法西斯主义和依附性》进行编译，作者是巴西的拉丁美洲一体化联邦大学兼职教授玛利亚·马查多·比基尔（Maíra Machado Bichir）。文章回顾了巴西经济学家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1936—）关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反对革命进程的观点，他提出“依附性法西斯主义”概念，以描述这一时期部分拉美国家的军政府，重新审视他的思想，有助于理解近年来拉美国家政局的演变。
多斯桑托斯对法西斯主义问题的讨论集中在1965—1979年，当时拉美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资本主义攻势，多个国家军事政变频发，这对整整一代人的身体和记忆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多斯桑托斯深受这些事件影响，他曾两次被迫政治流亡，第一次是1964年在巴西，第二次是1973年在智利，他的政治经历成为他写作的动力。他在巴西参加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组织，在智利期间加入了智利社会党，伴随着拉美革命和反革命两极分化的紧张局面，他将社会主义革命视为一个中心问题，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结束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剥削。一方面，底层民众的起义在1959年的古巴革命中达到了顶峰，这一事件点燃了左翼政治组织、政党和运动的火焰，为该地区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愿景；另一方面，在美苏冷战最激烈的时候，当地的主导阶级和派系及其国际同行，看到其资本积累面临威胁，害怕被赶出权力中心，于是发动军事政变，使该地区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
20世纪60年代末，凡尼亚·班布拉（Vânia Bambirra）、鲁伊·玛乌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等学者借鉴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帝国主义理论，从拉美依附性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垄断资本一体化，强调外国资本对拉美经济的渗透及其对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影响。多斯桑托斯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是对拉美依附问题讨论的一部分。他指出，法西斯主义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帝国主义阶段第一次重大危机时出现，与此同时，随着工人组织的加强，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工人阶级主要由小资产阶级组成，也包括无产阶级和衰落的地主寡头。法西斯主义只有吸引大资本的支持才能上台并继续掌权，当大资本需要法西斯暴徒去对抗或草根起义时，这种支持就会出现。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同意与这些流离失所的派系合作，但只有在其社会基础受到严重破坏时，才会把权力交给他们作为最后手段。
多斯桑托斯对法西斯运动与法西斯政权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及其向“永久政权”的转变与特定历史条件相关：无产阶级革命具有明显可能性，而工人阶级缺乏足够的力量掌权；面对民族团结的需要，大资产阶级被迫寻求边缘阶层的支持，以确保其权力；自由民主国家或性质不太明确的其他国家，无法获得足够的合法性来支持自己或确保可以采取手段。他试图结合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各国的表现，从各方面对其下个一般性定义。
（1）一场起源于小资产阶级并与革命运动的进步相对立的政治运动，以权威和纪律为基础，试图解决危机和工人运动增长造成的社会不稳定。
（2）以非理性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欣赏“浪漫的、英雄的和神秘的文化元素及其与政治事务的直接联系”，试图“调解公共秩序中的极权主义和经济领域中的私人标准，确认了国家干预和大型资本主义公司的作用”。
（3）一种政治制度，目的是“摧毁反对派，软化自由主义立场，使社会和知识批评瘫痪，摧毁任何其完全统治的意识形态因素”，表现出与自由主义国家相反的扩张主义倾向，受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传统理想和主义的支持。
多斯桑托斯指出，虽然这样一个国家是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合并的结果，但法西斯政权表达了大资本的霸权利益，这与其社会基础相矛盾。因为政权一旦建立，就必须“摧毁运动中的反垄断派别、依附于准军事集团，并在愿意与法西斯主义结盟的保守派中取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致”。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国家与自由民主国家没有本质区别，或者说区别仅在于形式。法西斯主义国家除了通过刺激资本的垄断和集中，加剧对劳动力的剥削之外，也保留了保护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商业组织和资产阶级民法、提高利润率等特征。之后，他在《拉美的法西斯主义问题》（1983）中借鉴了一个更全面的概念，将法西斯主义定义为由大资本组成的特殊政权，系统地诉诸于的方法。他把法西斯主义放在普遍性层面的目的，是阐明其本质——阶级性质、历史地位和方法，而非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一党制或迫害犹太人。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国家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以例外制度和为特征的普遍国家形式。这将其与大资本典型的其他特定形式的政权区相区分”。
通过分析二战后帝国主义的特征，多斯桑托斯评估了新的法西斯政治周期出现的可能性。他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末起，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源于资本主义体系普遍出现危机时的潜在趋势，这种趋势可能在经济复苏时期得到缓和，但它们将继续加深资本主义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直到最近才被资本积累所缓和。鉴于这一现实，我们不能低估法西斯主义重新崛起的可能性。在提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政权出现的条件时，他断言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针对帝国主义危机的反革命的政治解决方案：“长期的危机导致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和金融资本寻求一种例外制度，以阻止可能产生的革命决议。”
多斯桑托斯分析法西斯主义政权结构的观点并不稳定，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巴西的研究中。他对拉美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反思可追溯到1965年，在《巴西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一书中，他质疑法西斯主义在巴西兴起的条件是否存在。此时，他更关心的是法西斯意识形态和运动的加强，而非法西斯政权的形成。1965—1973年，他关注巴西的法西斯化、新军事政权的巩固和对左翼政治和社会运动的。他指出，军事政变成为“南锥体”国家[1]的主导趋势，为应对这一变化，他将分析扩展到整个地区，在1972年的文章中，指出了法西斯主义在拉美国家的依附性和殖民地性质，以及依附性法西斯主义的普遍特征：野蛮和落后、小资产阶级群众、边缘阶层和衰落中的大地主的社会构成，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和对受欢迎领导人的肉体毁灭能力。在1977—1978年的文章中，他阐述了将拉美政治进程称为“法西斯主义”的理由和拉美独有的特点：新帝国主义阶段的特征和依附性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固有的矛盾。
多斯桑托斯将拉美军政府的出现与民粹主义危机以及国家发展失败相联系。他认为正是在新的资本积累模式背景下，在强大的国际资本霸权和拉美反革命叙事下，为应对古巴革命经验传播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威胁，这些政权才得以建立。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因素表明，独裁政权是更长期的法西斯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其在拉美不是短暂停留，而是长期存在。这里的因素包括限制民主自由、民众运动和政党、审查大众媒体、控制大学和知识分子、建立暂停自由立法的例外国家、加强行政部门、削弱或废除国会、增加国家力量、保守派和法西斯之间为寻求政治解决方案而做的安排，以及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增加。他试图表明拉美的法西斯主义与经典法西斯主义的联系：“这种意识形态用技术官僚的军事和文职精英取代了法西斯主义领导人的形象，用国家军事官僚机构取代了政党的形象。与此同时，作为加强国家力量的因素而呈现出来的和秩序的思想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
依附性法西斯主义的真正本质是追求强大的国际和国内资本的生存，多斯桑托斯在断言拉美法西斯主义加强国际资本而不是国家资本时，强调后者应服从前者。由于是自上而下的结构，而非强大的法西斯政治运动的产物，这些国家更多地受到精英的，而不是被动员起来的草根阶层的支持。他指出了这些国家社会基础的脆弱性：“这样一个国家不能轻易诉诸调解，因为它无法让工人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服从，这些群体通常对法西斯政治明显的不忠诚和亲垄断性质感到不满。”这个国家缺乏社会支持和意识形态合法性，这一方面为基层运动的生存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地，其政权的维持“更多是靠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大群体的政治冷漠，而非任何获得他们积极支持的实际能力”。
此外，多斯桑托斯还论述了小资产阶级在拉美法西斯主义中的作用及其在民族问题上的特点。在拉美法西斯主义中，大资本动员小资产阶级作为夺取政权的大众工具，在目标实现后则立即摧毁自由和大众反对派。与此同时，在欧洲，这样的政权受到国家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帝国主义斗争的限制，而在拉美，国内资产阶级与国际资本密切相关，国际资本代表权力集团中的霸权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多斯桑托斯意识到拉美发展军事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加强国家的需要在小资产阶级、国家资本和技术官僚部门中创造了幻想，希望拉美国家从国际资本中获得一定的自治能力，但拉美法西斯主义受到了对这些国家自治和主权依赖造成的限制。在这一矛盾中，多斯桑托斯认识到依附性法西斯主义的另一特殊方面。军事民族主义的加强和大资本对向“限制性民主”过渡的支持所代表的可能性，使得拉美法西斯政权可能会让位于典型的平民政权，在这种背景下，他呼吁关注人民的重要性。
多斯桑托斯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经历了演变的过程。在1977年的文章中，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基于对法西斯运动、意识形态、政权和国家的阐述。关于依附性法西斯主义和经典法西斯主义，两者存在微弱的对等；他没有明确解释其联系，而是专注于它们之间的差异。他强调拉美法西斯主义的国际大资本霸权及其社会基础的脆弱性，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则将和秩序作为加强国家力量的因素，二者的相似性只在意识形态层面得到承认。
关于依附性法西斯主义的定性，多斯桑托斯的分析摇摆不定，在1977年的文章中，他拒绝将拉美政权定性为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指出导致他断言法西斯化正在进行的因素，另一方面描述拉美依附性法西斯政权的特征，如权力集团的变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形式、行政和立法部门的关系、机器的暴力程度，以及例外国家的建立。在1978年的文章中，正是因为基于法西斯主义的一般概念，他才能将拉美政权视为法西斯主义。尽管他强调了拉美法西斯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特殊性，关注了其依附性质和新帝国主义阶段产生的矛盾，但由于缺乏对法西斯主义国家具体形式的思考，因此无法比较“经典法西斯主义”与“非典型法西斯主义”的形式。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式在界定政治制度方面占主导地位，更重要的是，它对阶级斗争有影响。正如智利马克思主义者杰米·奥索里奥（Jaime Osorio）所警告，政治权力的行使方式和行使者不是一个小问题，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必须包括对国家在资本主义体制中采取的形式的深入研究。阶级特征、历史位置和手段——这都是多斯桑托斯在他1978年的文章中用来识别法西斯政权的元素——不足以将拉美的政权定性为法西斯政权。这样说并不否认这些政权与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内部资本再生产的特殊性、极端和大资本霸权之间联系的重要性，但这种描述过于笼统，难以将这些政权和其他特殊政权，如军事独裁和波拿巴主义相区分。
多斯桑托斯对依附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具有独创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动员拉美政治激进主义和知识分子的辩论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自博索纳罗（葡萄牙语：Jair Messias Bolsonaro）竞选总统以来，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复兴势头不断增强，这种讨论在今天的拉美具有新的意义。博索纳罗的极右翼政府受到种族主义、歧视女性、恐双性恋和仇外政治平台的坚定支持，在2020年多次表示支持博索纳罗派基地组织的反民主活动，支持关闭国民议会和联邦最高法院并进行军事干预。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军事政变相比，2018年获得55%支持率的上述政府提案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这让我们反思，我们是否正在经历一种政治体制的形成，我们可以根据多斯桑托斯的观点，将其定性为依附的法西斯主义。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工人阶级、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LGBT群体、、工会和争取土地权、住房和人权的运动的斗争，所有这些都在博尔索纳罗领导下的进程。反思“依附性法西斯主义”作为解释范畴的有效性意味着思考如何更新它，记住现实是不断变化的，拉美阶级分裂的转变和工人世界的重新配置，对社会、种族、性和领土分裂以及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新自由主义霸权产生了影响。
注释：[1] 所谓“南锥体”国家，主要包括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有时也包括巴西和巴拉圭的部分地区，这一地区是整个南美洲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欧洲裔居民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南锥体三国的民族构成也基本是欧洲裔居民占主体，而作为土著居民的印第安人则占少数，在智利，白人和混血种人占到了95%，而印第安人仅占4.6%，在乌拉圭，印第安人也在5%以下，而在阿根廷，印第安人仅占1.5%。但在历史上，这一地区是印第安人的家园，自西班牙人入侵之后，印第安人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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