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一药难求的“达菲” 在流感季被请下“神坛”

2019年1月3日晚9点,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急诊的走廊里依然人满为患,前来挂号的家长被告知,候诊时间可能长达8~10小时。急诊药房窗口内,可见整整两大筐儿童抗流感专用的磷酸奥司他韦颗粒。

尽管比不上去年同期水平,但据国家流感中心的最新发布,2019年第1周,中国内地南北方省份流感活动水平继续上升,目前已经达到流感流行高峰水平,暴发疫情数明显增多。尤其在北方省份,几乎每3个受检流感样病例中就有一例甲流。

人类曾经闻“流感”色变。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流感的威胁大大减弱,已不再造成大规模死亡,这除了归功于流感疫苗接种等积极的预防措施外,另一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以奥司他韦(原研药商品名“达菲”)为代表的抗流感药物的面世。

如今,每到冬季流感高发期,国内奥司他韦都供不应求,有人将其戏称为“神药”。继去年供应紧张之后,伴随今年的流感疫情抬头,奥司他韦再度走俏,有些地方“一药难求”。

1992年10月14日,由美国微生物学会组织、每年一度的抗微生物制剂和化疗跨学科会议在洛杉矶举行。当时,一位名叫诺波特·比朔夫贝格尔的人也来参加,他是美国生物制药界一家新成立不久的吉利德科学公司研究部有机化学组主任。

会议间隙,比朔夫贝格尔浏览了一些最新研究成果的海报。他留意到,澳大利亚一家公司发明的一种化合物在小鼠体内可抑制流感病毒复制。其时,这家公司已授权葛兰素制药将化合物开发上市,这就是后来和达菲同属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如今出现在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中的扎那米韦。

扎那米韦的化学结构使其不能通过胃肠道进入血液,也就是说口服无效,只能吸入给药。比朔夫贝格尔认为,正在经受流感肆虐的病人本身就有呼吸困难,吸入给药对他们而言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于是,他决心研发更方便的口服抗流感药物。

长期从事新药研发、现任北京京卫丰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安明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流感病毒表面,有一种蛋白叫神经氨酸酶,抑制它的活性,就能阻止病毒扩散,扎那米韦就是通过这样的作用起效的。比朔夫贝格尔需要找到一个替代物。

经过3年的努力,达菲的有效成分磷酸奥司他韦初步合成。在一连串的动物试验后,接下来是临床试验。当时,一个药物从研发到上市需要投入5亿~10亿瑞士法郎,像吉利德这样的初创公司难承其重。总部位于瑞士的跨国制药巨头罗氏正好希望开发抗流感药物,双方一拍即合,由罗氏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通常情况下,一种新药完成三期临床需要 7 年,而此时,葛兰素制药研发的扎那米韦已完成II 期临床研究。因此,罗氏决定加快步伐,要让磷酸奥司他韦在2000年上市。

1997年3月11日,I期临床试验正式开始,结果显示,磷酸奥司他韦吸收良好,未出现意外副作用。II 期临床研究的受试者必须是流感患者,但时值1997年5月,并非流感高发期。为尽快开展临床试验,罗氏决定招募健康志愿者,让他们感染毒力较弱的流感病毒。试验结果表明:用药后,流感症状的平均消退时间为53小时,不用药物治疗的情况下,这一时间为95小时。

难度最大的是III 期临床试验,需要数百例流感患者,且必须在症状出现48小时内开始服药。由于大多数流感患者在症状出现之初不急于就诊,因此从哪儿去找这么多病患成了难题。最终,临床研究团队决定从已证实流感爆发的地区招募受试者。

但当年冬季的流感偏偏来得很晚,而且很温和。从1997年11月,一直到1998年4月15日,罗氏只找到了1355位病例,低于统计学期望的要求。最终的试验结果比较理想:出现流感症状36 小时内服用磷酸奥司他韦的受试者与安慰剂组比较,流感消退时间提早约一天半,满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的要求。

1999年10月1日,标有“达菲,75毫克,10粒胶囊”的白色药盒投放到瑞士的药店。起初,公众对达菲并不“感冒”。为改变人们的就诊习惯、打响达菲知名度,罗氏想了很多招:在瑞士12个城市举行巡回讲座,请记者参加招待会,找专家助阵。达菲上市后的第一个流感季期间,其销售额约为1亿瑞士法郎,占市场份额70%,一举击败了竞争对手扎那米韦,证明了当初比朔夫贝格尔研发口服药的英明。

2005年,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在世界各地肆虐,罗氏向WHO捐赠了300万盒达菲,达菲也成为WHO推荐的一线抗禽流感药物。美国政府还向罗氏提出了供应两亿盒达菲的需求。当年,达菲销售额达16亿瑞士法郎。

2009年,甲型H1N1流感全球大流行,达菲更是创造了3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被各国政府大量购买,用以应对可能爆发的大规模流感。两年后,达菲被WHO列入基本药物清单。

达菲进入中国市场是在2001年。让其火了一把的,是2003年短暂流传的“非典”是由禽流感病毒引起的谣言。

到了2005年,因禽流感肆虐,达菲供不应求。迫于国际压力,罗氏放开了达菲的专利保护权,并先后在2005年、2006年授权两家中国公司生产国产版“达菲”。其中,上药集团旗下的上海中西三维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同类产品名叫“奥尔菲”,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属的东阳光药生产的名为“可威”。

达菲只有胶囊,可威则有两种产品——成人服用的胶囊与专为儿童开发的颗粒。截至2018年上半年,可威完成了与原研药达菲的生物等效性试验,目前,一致性评价的结果还在等待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复。

根据第三方平台——PDB药物综合数据库显示,2018年前三个季度,可威在国内磷酸奥司他韦市场所占份额接近85%,近三年来,比重都超过八成,而罗氏达菲的市场份额则仅有10%~15%。

东阳光药在2018年的中期年报中就写道:可威产品销售收入剧增,主要由于磷酸奥司他韦持续被用作流感治疗的推荐药物,持续性的学术推广活动以及报告期内流感在中国更为严重。

在东阳光药积极营销的同时,政府对于磷酸奥司他韦的用药定位也发生了变化。此前,奥司他韦多优先用于救治重症病人,2013年,H7N9禽流感流行期间,湖北、广东等省份卫生厅发布通知,明确包括磷酸奥司他韦在内的神经氨酸酶抑制剂是治疗各类流感的常规药品,不属于国家管制或限制药品,要转变将磷酸奥司他韦单纯理解为国家应急储备药品的错误观念。

相较可威的一路高歌,罗氏达菲在近年来国内市场的争夺显得并不主动。据一位接近罗氏中国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称,达菲的推广与销售目前基本还停留在三甲医院。在罗氏2017年财报中,达菲在全球范围内的销售额也较上一年下降了30%,财报中分析称,这主要是受专利到期的影响。

北京的李玥还记得,去年冬季,3岁的儿子在高烧第二天去医院就诊,确诊流感后,药却断货了,问了好几家医院未果,托了朋友好不容易才买到达菲。

近日,记者走访北京一些大型药店发现,有的门店3天一进货,每次进10盒左右,依然供应不上,有的门店告诉记者,奥司他韦已经没货,但可以预订。另据媒体报道,在长沙和泉州的一些药店,奥司他韦已出现缺货。

医院是奥司他韦开出的主渠道。在流感高发季,医院往往会提前做计划、储备抗流感药物,生产企业也会在流感季加大供应、上浮生产量。

东阳光药相关负责人坦言,2017年入冬后,由于没预料到流感会集中爆发,可威、达菲都多少出现了短时供应不上的情况。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主任李朋梅说,医院会以往年流感季药品的消耗为根据,每年12月初,开始未来三个月磷酸奥司他韦的储备,同时参考当季流感病人的数据,以决定是否增加供应。

“在流感季,我们每个月大约保证1000盒磷酸奥司他韦的储备”。李朋梅说,但在2017~2018年那个冬春季,由于流感凶猛,超出预期,医院出现了达菲限药、临时采购可威补供的情况。去年整个流感季,中日友好医院的奥司他韦总体用量在两万盒左右。

在人类与流感百年抗争过程中,一些防线逐渐建立。WHO设立了全球流感监测网络,每年依据监测结果,对南北半球流感季节做出疫苗推荐,中国在1957年初就成立了国家流感中心。根据该机构的最新流感监测周报,今年,国内检测到的流感病毒主要是甲型H1N1,其次为H3N2,同时,也检测到极少量的乙型流感病毒。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四部副主任医师黄絮解释说,从流感的爆发轨迹来看,一般8到10年会出现一个高峰,但目前,尚无法做到对某一个具体年份流感病毒类型、强度的准确预测,只能是“已经流行起来之后,在流行早期可以监测”,从而知道当年的一个基本趋势。

此前磷酸奥司他韦供应不足,除了流感难料,东阳光药相关负责人认为,市场上的需求也并非完全真实。出于恐慌,“从商业公司到医疗机构,甚至到老百姓个人都会囤货”。东阳光药有关负责人说,一些医院会虚报需求,导致另一些医院拿不到药。他解释称,从2018年4月到11月,很多医院都没有再进货,意味着一直在消化库存,甚至“还有医院出现退货”。

2018年年初的刷屏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记叙了作者岳父患流感去世的全过程。由于作者岳父是在患病后第9天才吃上达菲,很多人分析认为,这是导致患者病情发展失控最终治疗无效的原因之一。自这篇文章出炉后,“一定要在得了流感的48小时内吃上达菲”这一观念深入人心。去年年初,《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2018版)》发布,进一步明确奥司他韦为推荐药物,使其更受追捧。

因其预防作用,流感高发期,不少民众买来以备不时之需。前述接近罗氏中国的不愿具名的人士称,去年,有学校老师在班上孩子感冒后,托家长来向其求药,“能不能给我采购一箱,给每个孩子发一发”。

记者在走访北京一些药店时发现,奥司他韦虽为处方药,但实际购买时均无需出具医生处方,购买数量也没有限制。

当流感季无数家长焦急万分四处寻药时,他们不知道的是,其实关于达菲药效的争议从未停息。

早在2009年,由于流感大流行,各国政府都为储备达菲花费了大笔银子,英国和澳大利亚官方希望国际权威的循证医学组织Cochrane能重新评估达菲的药用。作为一个拥有13000名成员的非盈利组织,Cochrane所做的就是把所有公开发表的文献研究结果,汇聚到一起作荟萃分析,形成一份综述性报告,并在新证据出现时,不断更新研究结果。

对于达菲,Cochrane一开始给出的结论是,能减少诸如肺炎等流感并发症的发生,而其依据是一篇关于罗氏开展的10项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但10项试验中,只有两项经过了同行评议,其余8项并未发表,这样得出的结论,让人难以信服。

据英国《卫报》报道,研究报告的主要负责人汤姆·杰斐逊教授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联系文章作者未果,便找到罗氏,要求公开临床试验数据。但罗氏以各种理由拒绝公开完整研究报告。双方拉锯战一直持续了四年多。

在罗氏与Cochrane交锋期间,达菲被WHO列入基本药物清单,做出这一决定的重要依据,同样是这10项随机临床试验得出的结论,此外也参考了达菲在改善致死率方面的一项证据等级不高的观察性试验结果。

直至2013年,Cochrane才获得了来自欧洲药品管理局、葛兰素史克、罗氏的107份临床研究报告,同时也评估了FDA、EMA以及日本管理方作出的药品评价。研究团队将47份报告纳入正式分析,包括20份磷酸奥司他韦(9623名受试者参与)的研究报告和26份扎那米韦(14628受试者参与)的研究数据。

2014年4月10日,Cochrane将其荟萃分析报告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结果显示,在治疗轻症流感方面,奥司他韦可以将成人流感症状缩短16.8小时,由7天减少为6.3天,对于儿童流感,这一时间为29小时,但对哮喘儿童无明显作用。

这项研究报告的另一个重磅发现是,达菲在改善住院率方面并无明显效果,对于减少肺炎等流感并发症,也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撑,在减轻非症状流感和减少流感病毒传播方面作用不明显。研究团队还称,使用达菲在治疗时,还会增加恶心、呕吐的风险,成人和儿童增加风险的比例分别约为4%和5%。

事实上,从2012年起,至少有三项基于受试者个体数据、有关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尤其是奥司他韦)改善致死率的荟萃分析出炉。其中两项独立机构完成的分析称,奥司他韦在改善住院病人病死率方面并无效果。

基于这些荟萃分析,2017年,WHO将达菲由基本药物名单中的“核心药品”调整为“补充性用药”,适用人群为被确诊或怀疑为流感的住院重症病人。WHO给出的理由是,有新证据表明,奥司他韦在改善住院率和病死率方面收效低于之前预期,不过,奥司他韦仍是目前药物清单中,重症流感患者唯一可选择的药物。WHO还建议称,如果未来没有新的证据支撑奥司他韦在季节性流感或流感大流行中发挥作用,下一届专家委员会可考虑将其从名单中剔除。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王业明说,治疗住院病人、尤其是重症病人过程中,奥司他韦收效不明显,很可能是因为没有在48小时内及时用药,“真正影响奥司他韦疗效的最主要还是时间”。另外,从临床观察来看,“很多病例用奥司他韦十几天,病毒仍然呈阳性,我们不能不考虑它耐药性的存在。”王业明说,从目前研究来看,季节性流感对神经氨酸酶抑制剂耐药率较低,H7N9禽流感毒株的耐药率稍高。

在善变的流感病毒面前,已有药物显得还不足够强大。王业明和其导师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曹彬在一篇论文中提到: H1N1流感住院患者的病死率为13.8%,H7N9为40%,H5N1高达52.7%,因此,亟待研发疗效更优和耐药性更低的新型抗流感病毒药物。

尽管几周前刚注射过四价流感疫苗,2019年的第一天,29岁的陈浩开始发烧、嗓子痛、全身疼痛。在高烧两天不退后,他来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就诊。副主任医师黄絮询问了病情,帮其做了咽拭子抗原快筛,虽然结果为阴性,但考虑到其症状,家中还有1岁多的孩子,黄絮还是给陈浩开了达菲。

广东省某三甲医院儿科主任医师林莉说,“万一是流感,一旦漏诊产生严重后果,医生难辞其咎。所以大家草木皆兵,都当流感对待。除了给自己避险,医生的另一个重要考量是,由于种种因素,目前,流感咽拭子抗原快筛的准确性并不高,检测结果并不能作为诊断与开药的唯一依据。”

快速、准确、及时的流感诊断是一个难题。检测流感病毒核酸准确率高,但耗时长,成本大,而咽拭子抗原快筛虽然20分钟就能出结果,但敏感度只有50%左右,这就意味着有一半的流感患者可能无法被查出。

在那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文章中,作者岳父直到发病第12天,才通过检测病毒核酸确诊甲流,而在此前,老人在做咽拭子抗原快筛时,甲流、乙流均呈阴性,被诊断可能感染了未知病毒。

“在流感季节里,即使流感快速抗原检测查出来是阴性,也不能排除流感。” 全国流行性感冒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治和研究中心主任医师蒋荣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解释说,在发病初期,由于体内流感病毒含量还较少,做咽拭子抗原快筛时可能会出现假阴性。其次也和医生的操作技术有关。“鼻咽拭子采样要采到后鼻腔、口咽拭子要采到扁桃置,很多医生没有操作到位。调查显示,这曾经导致阳性率差近十倍。而且,在诊断禽流感时,即使操作到位,也很难诊断到位,因为病毒往往在下呼吸道、在肺泡,这就需要综合判断。”

蒋荣猛曾遇到过这样的诊疗经历:病人一开始出现发热、咳嗽,去医院做快速抗原检测,发现是阴性,于是医生嘱咐患者“不舒服再来”。当患者再来时,已是重症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再做核酸检测,发现是H7N9,为时已晚。

在基层医院,就连咽拭子这样的病毒检测手段还不普及。医生只能依靠临床症状与流行病史来判断是否是流感。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杨子峰教授认为,既然奥司他韦的使用已渗透到了基层,检验病毒也应同步。他呼吁,让第三方检测加入进来,把流感病毒检测的关口前移到基层。

在蒋荣猛看来,应当提高医生对流感认识的专业性,让其用药时更加准确。2018年,《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2018版)》与《方案(修订版)》接连出台。作为两版方案的执笔者,蒋荣猛说,在病毒检测开展有限的情况下,在流感流行季节,可以依照流感样病例,即发热、体温38°C以上、伴有咳嗽或咽痛之一等做判断,这对诊断流感的符合率可达70%以上。

对于非重症且没有其他高危因素的流感患者,蒋荣猛说,“可以不必去医院看病,也没有必要(非得)抗病毒治疗。如果发烧程度又不高,38°C左右,没有呼吸困难,就在家休息就好了,保持隔离,这是最好的办法。”

北京和睦家医院来自意大利的华裔医生郭坦坦表示,“奥司他韦是发烧后48小时内吃的,48 小时后诊断流感,再吃奥司他韦,意义不大。意大利很少有人用,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流感就是要发烧,退烧,再发烧,再退烧,就是要吃退烧药+喝水+休息,一般7天病程。你急也没用!不是医生没有能力治疗,而是根本不需要过多治疗。 ”

蒋荣猛还表示,对于流感来说,不建议大规模预防性给药。黄絮解释说,只有近期明确接触过确诊流感病人的人及高危人群,可服用达菲来预防。

蒋荣猛还指出,对于整个人群,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的过度使用将进一步导致药物的耐药性。他解释说,有的轻症患者,本来无需用药,也用了抗流感病毒药物,症状好转后一两天就停药,这样的不规范用药,可能没将病毒完全消灭,从而使其产生变异,形成耐药毒株,进而传播给他人,这或将形成人群范围内更大规模的耐药。

根据国家流感中心2018年第52周监测周报,目前监测的931株甲型H1N1毒株中,有3株对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的敏感性高度降低,其余都保持敏感。所有甲型H3N2和乙型流感毒株均对神经氨酸酶抑制剂敏感。但杨子峰称,对奥司他韦的滥用还是值得警惕,“现在使用量很大了,抗生素的滥用就是前车之鉴。”

拜仁vs霍芬海姆首发:格纳布里、穆西亚拉先发16岁小将伊布替补

直播吧10月22日讯 北京时间21:30德甲第11轮,拜仁客场挑战霍芬海姆,双方首发阵容已出炉!格纳布里、穆西亚拉先发,16岁小将阿里扬-伊布拉希莫维奇替补。诺伊尔肩伤缺席。

拜仁首发:26-乌尔赖希、2-于帕梅卡诺、4-德里赫特、5-帕瓦尔、19-阿方索-戴维斯、6-基米希、8-格雷茨卡、7-格纳布里、11-科曼、13-舒波-莫廷、42-穆西亚拉

拜仁替补:35-申克、40-马兹拉维、44-斯坦尼西奇、18-萨比策、38-格拉文贝赫、17-马内、39-特尔、46-阿里扬-伊布拉希莫维奇

霍芬海姆首发:1-鲍曼、5-卡巴克、11-安吉利诺、25-阿克波古马、34-恩索基、6-普罗梅尔、8-盖格、14-C-鲍姆加特纳、10-达布尔、29-斯科夫、33-鲁特

霍芬海姆替补:3-卡德拉贝克、26-爱德华多-夸雷斯马、13-斯蒂勒、16-鲁迪、20-费恩-贝克、39-比朔夫、7-雅克布-拉尔森、12-彭特克、27-克拉马里奇

10轮过后,拜仁5胜4平1负暂居第二,落后榜首柏林联合4分;霍芬海姆5胜2平3负排名第5。

比干被赐死后他的妻子生下一子后代得一姓氏现已是南方大姓

我国有上下五千多年的历史,其中出现了无数的历史名人,比如说岳飞,于谦等等,都是英雄豪杰。今天说的这位也是历史上的忠臣,他就是比干。比干是商朝时期的忠臣,距离现在时间也比较远了,但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以死谏君的忠臣,一直到现在他的故事都被传颂。

比干长大后的优秀,和他的家庭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比干出生在名门贵族,父亲是商纣王的祖父,也就是说商纣王是他的亲侄子。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比干本人自幼就勤奋好学,天赋异禀,长大后成为大人物也是意料之内的。比干因为家庭原因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各方面发展都很完美,20岁那年,他就已经成为了商朝官员中的太师,这个地位绝对是他人可望而不可及的。

比干成为太师后,开始尽心尽力辅佐自己的哥哥商王帝乙,让商王帝乙成为了一代明君。帝乙驾崩后,比干并没有退出朝政,而是成为了托孤大臣,开始辅佐自己的侄子商纣王。了解商纣王的都知道,他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为了自己的私欲不顾天下百姓,在封神榜中比干也是一个十分衷心的大臣,不过最后却被挖心。

刚开始,商纣王还是关心国家大事的,直到妲己的出现,让商纣王变得昏庸,倾尽一切只为妲己一笑,这些事情让商朝变得岌岌可危。在民间传说中,商纣王是一个昏庸无能的君王,只顾着自己和妲己的喜乐,完全不顾百姓的死活,甚至设立了“炮烙”这样严酷的刑罚。不过这些事情并没有确切的史料,但不可否认的是,商纣王确实不是一个明君,必定是一个自负的君王,并且好大喜功,商朝最后的灭亡不足为奇,也并不令人痛惜。

商纣王当时不断向周边国家发起战争,导致国库越来越空虚,他一直做着一统天下的梦,只想着征战四方,似乎忽略了自身的实力。这个时候,比干心中明白,如果商纣王继续这样征战,必定会对商朝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于是比干当时建议商纣王固守朝哥,这才是正确的做法,毕竟要让商朝保存实力,不受大亏损的形势下,才能避免国破家亡。

但是一直自负的商纣王根本不听劝,认为是比干看不起他,是在侮辱他,不听劝的商纣王执意出兵征战。由于商纣王一意孤行,比干便冒着生命危险做出谏言,也就是一直被流传到现在的“以死谏君”。但是却引来了商纣王的大怒,直接处死了他的亲叔叔比干,随后立即率领士兵攻击西周,最后俘虏临阵反叛,而商纣王也在这场战役中死了。

比干被商纣王处死的时候,比干妻子陈氏正怀有身孕,听说丈夫被杀的事情后无比痛心。为了保全肚中比干唯一的血脉,身怀六甲的陈氏带着侍女开启了逃亡的路,最后跑到了一个林子中,生下了比干的遗腹子。陈氏不能让朝廷知道这个儿子的存在,因为必定会引来杀身之祸,为了让儿子不受到连累,陈氏就把生他的林子当作他的姓氏,并起名“林坚”。周武王上位后,比干名声得以恢复,并赐姓“林”,从此之后南方便有了“林氏”家族,而发展到现在,“林”姓已经是南方四大姓氏之一了。

【德甲】舒波·莫廷穆西亚拉破门 拜仁2比0霍芬海姆

北京时间10月22日,德甲第11轮的较量,拜仁慕尼黑客场对阵霍芬海姆,赛前,拜仁积19分暂列联赛第2位,霍芬海姆拿到17分排在联赛第4。

拜仁慕尼黑:26-乌尔赖希、2-于帕梅卡诺、4-德里赫特、5-帕瓦尔、19-阿方索-戴维斯、6-基米希、8-格雷茨卡(70 18-萨比策)、7-格纳布里(76 40-马兹拉维)、11-科曼(61 17-马内)、13-舒波-莫廷(70 39-特尔)、42-穆西亚拉(76 38-赫拉芬贝赫)

霍芬海姆:1-鲍曼、5-卡巴克、11-安吉利诺、25-阿克波古马、34-恩索基、6-普罗梅尔(85 13-斯蒂勒)、8-盖格(85 16-鲁迪)、14-C-鲍姆加特纳(62 27-克拉马里奇)、10-达布尔(75 39-比朔夫)、29-斯科夫(62 3-卡德拉贝克)、33-鲁特

未出场替补:26-爱德华多-夸雷斯马、20-费恩-贝克、7-雅克布-拉尔森、12-彭特克

17’基米希开出右侧角球,格雷茨卡头球摆渡,后点穆西亚拉推射破门。拜仁1-0

38’格纳布里传中,舒波莫廷前点推射近角破门。拜仁2-0

【9】本赛季各项赛事16场比赛,穆西亚拉已经攻入9球,比上赛季40场还要多,他也是本赛季五大联赛进球最多的20岁以下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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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推介 功能主义设计在第三帝国的技术滥用

包豪斯、制造联盟等组织于魏玛共和时期发展起来的功能主义设计,满足了工人和新增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带有浓厚的无产阶级思想。纳粹掌权后,政府将所谓“日耳曼式”建筑作为大力发展的典范,醉心于用大理石或花岗岩材料建造伪古典主义的纪念碑式建筑。但早前的功能主义成果并没有被完全废弃,其工业化、标准化、经济实用的特质被纳粹政府看中。在去除了无产阶级思想后,功能主义设计变成了单纯的造物手段,甚至挪用到集中营的建造当中。其中典型就是奥地利建筑师弗里茨·埃特尔(Fritz Ertl, 1908-1982)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设计。

埃特尔出生于一个建筑师家庭,1928至1931年间求学于德绍包豪斯。1938年德奥合并后,埃特尔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并在纳粹地方经济顾问委员会中担任“建筑专员”一职。战争爆发后,埃特尔加入了武装党卫军,随军驻扎在波兰克拉科夫[2]。自1940年5月起,他成为了奥斯维辛建设部门的一员,在武装党卫军“中央建设办公室”主任卡尔·比朔夫(Karl Bischoff, 1897-1950)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建筑设计活动。

图2 奥斯维辛集中营比克瑙2号营区营房(内部),弗里茨·埃特尔,1941年

1942年1月“万湖会议”(Wannseekonferenz)后,所谓“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被提上日程,比克瑙营区也随即成为了“灭绝营”。不仅营区容量被提升至20万,还开始了毒气室等附属设施的修建。最后出于成本原因,营房建筑还使用了军用马厩的预制件。为规划焚尸炉的建造,埃特尔于1942年8月召开了相关会议,他在会议上委婉地将焚尸炉描述为“特殊行动的洗浴设施”。

1943年1月末,埃特尔从奥斯维辛中央建设办公室辞职离开,并于当年5月加入了党卫军的其他部门。在战争结束后,埃特尔道出了他选择离开奥斯维辛的理由:“1942年末,当我和我的同事们看到了集中营事态的发展后,就决意离开奥斯维辛。(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当时所有人都被检查是否符合入伍条件,而我们还没等他们来检查,就自愿报名了。紧接着,我在1943年2月3日被调往德累斯顿,加入了后备部队[3]。”经过一系列作战行动后,埃特尔于1944年8月中旬重又调回比朔夫麾下,并在随后领导了弗罗茨瓦夫和阿恩施塔特两地的建筑项目,战争末期被美军逮捕于林茨[4]。德国投降后,埃特尔曾被短暂关押于美军战俘营,释放后在奥地利林茨继续担任建筑师。

1961年,埃特尔和另一位建筑师瓦尔特·德亚科(Walter Dejaco, 1909-1978)对集中营所做的建筑设计活动被奥斯维辛的幸存者赫尔曼·朗拜因(Hermann Langbein, 1912-1995)告发。1971年6月18日的起诉书里这样写道:“他们的建筑活动从一开始就专注于囚犯的短期关押,体现了一种对建筑技术基本原则的嘲弄。他们所设计的营房没有窗户,没有足够的通风,营房之间紧密排布,没有为人提供充足的生活空间,对此,被告非常清楚。从他们的努力中看得出,他们通过适当的通风改善了看门狗和奶牛的营房,以确保能健康地饲养动物[5]。”1972年3月10日,维也纳地方法院对埃特尔和德亚科参与设计、建造、维护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毒气室、焚尸炉的行为进行了宣判,考虑到他们二人并非毒气室想法的发起者,也不能将奥斯维辛发生的恶行都算在他们二人的身上,故宣布将二人无罪释放。

且不讨论当时媒体、学者对这一判决正当与否的争论,即便法庭做出了无罪宣判也不意味着埃特尔在奥斯维辛的所作所为就完全没有责任,更不意味着其中不存在设计的技术问题、理论矛盾甚至道德危机。埃特尔与比朔夫的上级领导,党卫军上级集团领袖、建设项目负责人——汉斯·卡姆勒(Hans Kammler, 1901-1945)也是以社会住房建筑师作为职业起点的。原本为解决技术与人关系问题的现代设计,却帮助构建了灭绝人性的设施;虽然设计师在个别环节做着看似无害的工作,但其最终结果却造成了悲剧;其中因技术滥用以及唯功能所导致的人性与道德沦丧问题,不能不受到重视与反思。对此,法国学者让-路易·科昂指出:在奥斯维辛的建筑设计中,埃特尔遵循了他在包豪斯学到的功能主义原则。灭绝营的建筑可谓是建筑上“最低生活水平”的浓缩版本,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建筑的指导思想,但超过了可以想象的极限。他认为:“在魏玛共和时期被建筑师们在柏林、法兰克福等地探索出的,旨在为城市大众提供可以大规模生产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实践,在此被虐待狂式的极端化了[6]。”

奥斯维辛集中营所在区域集合了铁路、河流、肥沃土壤等多种有利条件。如果在原有城镇的基础上,展开类似魏森霍夫或特尔滕那样的住宅实践,将会发展成宜居的新城市。然而,技术与工业化不仅为这里带来了工业生产,还带来了对人的工业化灭绝。在错误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功能的合目的性将人作为了被处理的“产品”,设计成为了全部环节的“帮凶”。肉体与人性都遭灭绝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不仅是独裁统治的历史教训,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设计的“折戟之地”。

图3 在“国民汽车”基础上研发出的“82型桶车”,费迪南德·波尔舍,1938年

除此以外,第三帝国时期还在纳粹政府的推动下,诞生了一些遵循功能主义原则的民用消费产品。有关这些产品的诞生背景、设计细节、市场反馈、历史地位等内容,众多文献资料有着大量记载与论述。笔者在2018年9月发表的《现代设计思想内核与技术外壳在第三帝国的断裂与延续》一文中,对“国民汽车”(Volkswagen)与“国民收音机”(Volksempfänger)等产品的历史、技术与思想进行了分析。这些第三帝国时期的“国民产品”并没有为德国民众带去切实的利益。但其中的设计技术成分不但满足了战时军用需求,也在战后继续服务于军用和民用市场,甚至为德国相关工业领域的腾飞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产品和技术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唯产品背后的人与时代环境不同尔。若任由设计的工具属性被滥用,定会导致与设计者本意截然不同的后果与影响(图3)。

须知,纳粹政府的独裁统治并不直接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倒退。第三帝国部分工业指标的提升,军事科技的发展,对本土以及占领区的管理,都必须借助于现代工业体系、现代官僚制度以及现代设计力量才得以可能。因此,纳粹党虽关闭了与“民族社会主义”针锋相对的包豪斯、制造联盟等组织,却留下了单纯的设计技术为己所用。这些设计师的活动与成果,恰恰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助力了独裁统治。但当回过头来审视他们的历史责任时,却难以清晰划分和界定。极端的案例就如埃特尔这样在政府或党卫军中活动的技术人员。他们在非一线位置参与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不同环节,也可能并未直接屠害任何一位犹太人。但其专业性的工作却绝不能说是与此无关的,甚至某种意义上是比执行命令的国防军和党卫军士兵更有“效率”的。

对此问题的理解可以参考吉登斯在论述现代性问题时提出的“脱域”(disembedding)概念。所谓脱域就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包含于现代社会制度发展中的两种脱域机制,就是象征标志(symbolictokens)的产生以及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的建立。其中,专家系统是指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编织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广泛范围,把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直接分离了出来[7]。齐格蒙·鲍曼也认为,奥斯维辛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这个工厂的原材料是人,由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源源不断地送来,这里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庞大社会工程中的一个计划。因此,大屠杀不是人类前现代的野蛮未被完全根除之残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而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更准确些,它是其他任何一座大厦里都不可能有的居民。鲍曼进一步指出,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计算中剥离出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者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提升理性以排除所有其他行为标准,特别是使暴力的运用屈从于理性计算的趋势,早已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因素——大屠杀式的现象就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8]。

本雅明在批评未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战争美学时,将战争造成的破坏归结为社会还不够成熟,不知如何将科技转化为服务工具;科技尚未完善,无法主宰社会的基层力量;帝国主义的战争惨无人道,不知善用庞大的生产力[9]。但其实越是发展成熟的现代社会,越是有滑入战争或非理性的危险。问题的根源在于人而不在科技本身。综合吉登斯与鲍曼对于现代性与大屠杀问题的论述可见,这种“责任不在场”与“技术理性滥用”的现象是现代社会的特有问题,如若处理不当就会导致严重的伦理道德危机。之所以要防止包括功能主义在内的现代设计因思想缺失而被不法滥用,就是因为这种依托工业大生产和专业技术的造物活动蕴藏着巨大的动能,其表现形式隐晦,涉及领域广泛,对社会的显性建设性与隐含的破坏性都十分深远。

然而,第三帝国时期的设计活动并非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纳粹政府对现代设计技术的挪用,在一定程度上使现代设计与第三帝国有了交集。正因为其中技术性成分的存在,自19世纪末以来探索总结出的功能主义设计方法才得以延续,虽然是以一种畸形的方式。“二战”后德国汽车工业就是在第三帝国遗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便是在第三帝国时期创立的大众汽车公司,也在战争后期对德国本土的轰炸中大部幸免[10]。宏观来看,之前的技术储备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资金扶持和消费市场的共同作用下,使德国汽车工业迅速恢复并超越了战前水平。德国也因此成为了当今世界汽车设计、生产、销售与使用的强国。甚至第三帝国时期铺就的高速公路,也为德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学者指出,纳粹政府对基础设施(尤其是高速公路)的投资与汽车工业的发展联系紧密,加速了德国的工业和机械化发展,很难,也不必要将二者区分开来[11]。

在产品的造型语言层面,功能主义的简洁、无装饰、符合材料特性的特点也在第三帝国的设计产品中有所体现。通过与企业之间在设计生产销售第一线的密切合作,如瓦根费尔德等人的作品甚至在技术层面有了较之前更大的进步。英国学者伍德姆也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设计身份被过分简单化了。我们通常认为,现代主义在魏玛时期蓬勃发展……其具有象征性的功能主义美学随着希特勒在1933年的上台而终结了。……然而,尽管“民族的”美学存在于第三帝国的家居和其他设计领域中,或许传统也还在这些领域发挥着令人回味的作用。但在许多其他的,往往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关键产业领域,理性的、现代主义的美学仍占据着主导地位。……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设计在第三帝国设计与魏玛共和现代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连续性[12]。早先由包豪斯、制造联盟等组织与菁英知识分子探索出的功能主义造型语言,被格雷奇、瓦根费尔德等设计师传递了下来,经过战后设计师的重新挖掘以及院校、企业的合作,最终形成了德国现代设计的精神气质和视觉符号。

作为与工业生产关系密切的造物活动,设计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生产的有机组成。只要社会机器仍然运转,广义的设计活动就不会中断。伴随现代设计进一步职业化、专业化的,是其与社会其他部门与环节的渗透性联系。现代设计不是一块边界清晰的飞地,而是跨专业学科、生产部门,从社会各环节吸取营养并反哺于斯的交叉领域,是不能轻易割断的。赫斯克特对此总结道:“总体说来,在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之间,有一种明显的、强烈的艺术与设计上的延续性。但是这种延续性的本质却十分复杂,充满了悖论与矛盾[13]。”若要客观研究此时的设计活动,将思想与技术拆分探讨的方法或许可行。既要认识到此期现代设计思想性缺失而导致的严重后果,又要看到在企业、设计师的努力下,以及政权主导的若干项目中,对现代设计技术的运用与传承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作为用毕即弃的工具,功能主义在第三帝国虽没有得到自觉的、可持续的发展,但也对德国设计在战后的复兴起到了有限积极的作用,在整个德国现代设计史上拥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二战”后,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其现代设计也随国家与世界大势来到了又一个节点。德国现代设计与全社会共同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自我怀疑、迷茫与反思的过程。作为战败国,德国政治、经济等各环节都受到盟国的管制,民族自决在战争罪责面前变成一种并不易实现的理想。与此同时,由于希特勒的“焦土政策”以及盟国的轰炸,德国的绝大多数城市以及工业基础遭受到严重破坏。政府机构和金融体系也处在崩溃状态。民众缺乏住房、饮食等基本的生活保障,对未来的信心遭受重创。德国继续发展现代设计的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严重不足。德国的功能主义设计是在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条件下,伴随工业化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历史证明,德国功能主义设计只有重主自由的环境中才能正常发展;并将在经济与社会重建以及追求民族国家再统一的过程中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实现其价值。

[9] 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本雅明. 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本雅明论艺术. 许绮玲, 林志明, 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02.

体图:纳帅想要霍村16岁新星比朔夫去年夏天双方就有过接触

按照德国《体育图片报》的说法,拜仁慕尼黑的主帅纳格尔斯曼想要把霍芬海姆年仅16岁的中场新星汤姆-比朔夫带到安联球场。

在3月19日霍芬海姆客场0-3不敌柏林赫塔的德甲第27轮比赛中,比朔夫在第76分钟替补出场,并就此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首秀。

来自《体育图片报》的报道宣称,在纳格尔斯曼去年夏天正式接手拜仁之前,这位德国教头就曾经亲自联系过比朔夫,并且表达了希望将这位德国新星带到慕尼黑的想法,而如今纳帅也已经将自己的意愿告知了拜仁的管理层。

盘点2022年U17欧青赛17大新星(上)

本周一,2022年U17欧青赛在以色列揭幕,来自整个欧洲大陆的青年才俊,都希望通过这届比赛展现自己,并且帮助自己的国家队争得荣誉。

此前为一年一届的U17欧青赛,因为疫情原因,自从2019年之后就再没有举办过,这也让今年这一届比赛显得尤其特别。

本届比赛的决赛阶段,本周一(5月16日)在以色列开始,一共16支参赛队,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关注的未来之星。

诸如鲁尼、桑乔、克罗斯、法布雷加斯和格策等足坛巨星,都曾在这项比赛中大放异彩,获得MVP,这也意味着本届比赛表现突出的球员,将有机会在未来的世界足坛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欧青赛的卫冕冠军,19年登顶的荷兰本届比赛同样被视作夺冠热门,而巴巴迪将成为他们卫冕道路上的关键人物。

自从德佩横空出世之后,还没有哪名球员像巴巴迪这样,让埃因霍温的球迷们充满期待,本赛季他在U18年龄段已经展现出十足的统治力,要知道今年四月他才刚满17岁。

巴巴迪可以出任左边锋,或者成为球队的10号组织核心,他在今年年初已经代表埃因霍温青年队完成了荷乙首秀,而巴巴迪的表现也给即将出任埃因霍温主教练的范尼斯特鲁伊留下了深刻印象。

本届比赛的预选赛阶段,比朔夫打进六球,在队中排名第二,不少人认为这名中场队员未来能成为世界足坛的顶级球星。

作为霍芬海姆历史上最年轻的出场队员,年仅16岁的比朔夫最近又和自己的家乡球队签下一纸新约,这也让对他垂涎三尺的来自德国以及整个欧洲的豪门只能望而却步。

前任霍芬海姆主帅纳格尔斯曼已经两次试图签下比朔夫,一次在莱比锡,另一次则是在出任拜仁主帅之后,但他两次都没能成功。比朔夫是一名惯用左脚的10号队员,同时他还可以胜任全能中场的角色。

自从加盟巴黎圣日耳曼之后,身材高大的比夏布一直非常引人注目,而他也并非只有突出的身体条件,这名中卫拥有在豪门立足的能力。

去年十二月上演一线队首秀后,比夏布成为了新科法甲冠军队史最年轻的出场队员,而在本届以色列欧青赛开幕的当天,他才迎来自己的17岁生日。

缺少一线队出场机会,可能会让比夏布选择在今夏离开巴黎王子公园球场。据说拜仁、曼城和莱比锡红牛都对他青睐有加,但所有人都希望他能先在本届欧青赛证明自己的实力。

去年夏天离开巴塞罗那时,布拉沃已经被视作拉玛西亚同年龄段最好的前锋,而本赛季他已经代表勒沃库森出现在德甲赛场上。

去年十月份,17岁的布拉沃打破了维尔茨创造的勒沃库森最年轻出场纪录,一个月后他又首次在德甲亮相,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选择在勒沃库森继续自己的足球生涯,而非在诺坎普等待发光的机会。

他将在欧青赛成为西班牙重要的进攻武器,和他搭档出现在斗牛士锋线上的,正是他此前在巴塞罗那的队友,达尼-罗德里格斯。

意大利盛产后卫,这是人们多年来的共识,而法比奥-基亚罗迪亚,让他们的人才库又增添了新的选择。

16岁的基亚罗迪亚和队友们组成的后防线,在预选赛阶段的六场比赛只丢掉一球,而且还是在大局已定的最后一场预选赛的补时第四分钟(意大利3:1乌克兰)。

基亚罗迪亚父母是意大利人,他则出生在德国,如今是不莱梅一线队的一员,据说切尔西和尤文图斯都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国米不仅一线队的中场位置上兵强马壮,他们的梯队之中也有像迪马乔这样的希望之星脱颖而出。

17岁的迪马乔可以胜任中场所有位置,由于拥有出色的传球和盘带技术,他在俱乐部和国家队都是掌控节奏的中场核心。

迪马乔的定位球技术同样了得,他在对阵乌克兰的预选赛中就曾上演过任意球直接破门的好戏。